編者按：45年彈指一揮間，杭州燃氣事業的發展離不開一代代燃氣人的堅持堅守。第一代燃氣人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為千家萬戶帶來第一縷溫馨的藍色火焰；人工煤氣時期，自建氣源廠，將燃氣輸送到城市各個角落；邁進新時代，杭燃人借助科技之力，把清潔能源天然氣引入杭城。今天，我們跟隨鄭賢祥、姜永芳、許家福、馮駿、華梓高、李恒敬等六位老一輩燃氣人的腳步，重溫創業歲月。

弘揚“三千三萬”企業精神  開創杭燃集團美好明天（摘要）

作者：杭州市勞動模范，原市政公用局局長、原杭州煤氣公司經理 鄭賢祥

一輛舊吉普車、一輛三輪車，發展用戶靠上門推銷。

杭州的液化氣是在周總理等領導的關懷下發展起來的。1974年1月，市革命委員會生產指揮組批復同意成立杭州液化煤氣籌建組。當時籌建組成員只有七、八個人，辦公場地也是借城建局的一間房間，全部家當只有一輛舊吉普車和一輛三輪車。在這樣的條件下，當年1月3日成立了籌建處，1月21日就發展了首批用戶。當時的杭州沒有氣源，我們開著吉普車去上海煉油廠拉煤氣，一次只能裝三四只鋼瓶。后來到了6月，市建設局專門調撥了一輛130型兩噸貨車和一輛邊三輪摩托車，才有了能容納100只鋼瓶的運貨車。而發展用戶靠的則是職工推著三輪車上門推銷液化氣。

供不應求，兩只液化氣瓶可以換一套房。

當時，省計委出面與上海市計委協調，破例增撥92噸液化氣列入分配計劃，省計委最初給了杭州平價液化氣指標200噸/年。隨后逐步發展，鎮海煉油廠給我們供應4500噸/年，加上上海煉油廠和上海煤氣公司給我們的500噸/年，到了1984年，總共是5000噸/年，用戶發展到49000多戶。由于氣源的限制，1982年停止了平價氣用戶發展，而上門推銷的液化氣成了搶手貨，群眾要求使用液化氣的呼聲越來越高。這時，煉油廠推出了有平價氣、有議價氣的“雙軌制”氣源。1983年初，我擔任服務公司經理，著手開發計劃外液化氣用戶。此舉大受市民歡迎，剎時間服務公司門庭若市，擠滿了前來要求開戶的市民，短時間內發展了計劃外用戶24500戶。正因為議價液化氣仍然供不應求，那時有人戲言：兩只液化氣瓶就可以換一套房子。

推出集資氣，根據集資數提供液化氣。

1984年開始省市各城市普遍使用計劃外液化氣，浙江煉油廠很難再多拿計劃外氣源指標，我們就把目光投向北方，通過擴大氣源，使更多的市民用上液化氣。隨著用戶的增加，當時現有的8座供應站明顯適應不了用戶需求，我們一方面積極申報新建供應站，另一方面分別與磁記錄廠、叉車廠、運輸公司、鉆探機械廠協作建立了文三、艮山、朝暉、江城供應站，并在杭鋼、丁橋等地搞自管站，這樣供應站才基本上覆蓋了杭州城區。而計劃外議價氣的氣源價格高，運行成本也高，在這樣的前提下，煤氣公司又推出了集資氣。可以說，計劃外液化氣給公司帶來了活力和效益。但這也是一把“雙刃劍”，氣源緊張成為突出矛盾，尋找氣源成了最大的壓力。

萬里副總理關心杭州管道煤氣發展，柴松岳副省長批示 “可以搞集資”。

1982年3月，杭州煤氣廠籌建處正式掛牌成立，最早到崗的骨干是袁振武、李國夫、陳排患三人，后來姜永芳也加入其中。1984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萬里來杭州視察時，提出“杭州這樣的國際風景旅游城市，怎么可以沒有人工管道煤氣？”。籌建處的設想是把建設資金控制在1億以內，中央、省、市各承擔三分之一。時任市計委分管財務副主任金志鑫證實了這3000萬元的可靠性，更讓人高興的是，1984年末國家計劃會議期間，金志鑫、時任市計委基建處處長姚光明、時任市計委基建處助理工程師王梓祥又爭取到了2000萬元。但建設經費還缺一半？1988年的杭州市只能擠出1500萬元。幸運的是就在這關鍵時期，時任副省長柴松岳批示“可以搞集資”，這樣煤氣廠項目又一次化險為夷。

出差睡澡堂，發揚螺絲釘精神，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

回顧以往，最讓我難以忘懷和引以自豪的是我們有一支“吃盡千辛萬苦，克服千難萬險，服務千家萬戶”的干部職工隊伍。

1984年5月，袁振武同志和姜永芳同志赴北京向建設部匯報煤氣廠籌建情況。他們抵京已是后半夜，沒找到下塌處，只好住在一個小澡堂里。一個房間都是上下層通鋪，睡了三四十號人。袁振武此時已年近60且患有冠心病，可他一句怨言都沒有，連續住了兩個晚上，然后又馬不停蹄地趕去天津。

許家福同志50多歲來到籌建處擔任主任，他說：“如果能夠在退休前把這個項目完成，能夠為杭州人民再做點什么，我不會錯過這樣的機會。”

謝灼爍同志每天帶著幾個人走50里路，花了整整半年時間，完成了456畝土地征用和565個勞動力安置。

1991年5月，煤氣廠開始點火烘爐和煙氣置換。在這三個月中，時任副廠長李恒敬擔任總指揮，基本上吃住在廠里。

這些正是煤氣公司干部的真實寫照。煤氣公司有任何的困難，他們都是身先士卒，走在前面。

有的甚至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在鋼瓶液化氣爆燃中殉職的鋼瓶搶修工壽慶良，在運輸液化氣途中發展車禍殉職的槽車駕駛員胡正濤，在搶修煤氣管網中殉職的搶修工沈國元。

他們值得我們永遠懷念。

“議價氣”的由來

作者：原杭州煤氣公司副經理、原杭州管道煤氣公司總工程師 姜永芳

1984年，我擔任煤氣公司副經理時，提出了“議價氣”的設想，后來實現了。

我提出“議價氣”的過程是這樣的。1983年底，組建杭州煤氣公司領導班子，我任生產副經理，分管液化氣的生產和管道煤氣的籌建。擔任副經理后，工作不是很忙，但經常要接待來要液化氣的居民和單位，倒是忙了一點。在計劃經濟的年代里，省里只分配給我們5000多噸液化氣，只能滿足現有的4萬多用戶，實在發展不了。

來要液化氣的單位中，有一部分人是幫助鎮海煉油廠做過設計、施工的，這部分人完成任務后，就給這些單位一些液化氣指標。要幫著拉回來，我同意，但這個指標用完了就沒有了。

他們的指標用完后，要我們幫著到煉油廠聯系，再要點液化氣，給他們聯系的次數多了，在這樣的啟發下，我當時就想到了發展計劃外的液化氣用戶，提出了發展“議價氣”的建議，以滿足用戶的要求。

我向公司提出發展“議價氣”，袁經理很重視，開了一整天辦公會議來討論。上級領導也很重視，當時的建委副主任趙永銘參加了我們的會議。會議一致同意發展計劃外液化氣，但在名稱上不統一，有的叫高進高出氣，最后還是叫“議價氣”。

“議價氣”的名字定下來以后，開始還是要我負責，我和沈貴全帶了市政府的介紹信，到北京石化總公司去批，我們在上海煉油廠簽了3000噸的合同。

杭州發展“議價氣”用戶的消息傳出去了，南京曾派人來學習過。

【部分老領導回憶摘要】

原杭州煤氣廠籌建處主任，原杭州管道煤氣公司黨委書記、經理許家福：1985年，我50周歲，在杭州市建筑安裝總公司擔任總經理兼黨委副書記。杭州管道煤氣工程正式決定上馬時，時任市建委主任許運鴻、黨委副書記郭惠琪，組織處長付祖華三位領導找我談話，要調我去管道煤氣工程建設一線主持領導工作，擔任杭州煤氣廠籌建處主任兼黨支部書記。當時組織上很坦率地告訴我，新單位行政低一級，且現在人手少，沒有辦公室，資金得自己跑。但是管道煤氣工程建設對杭州市政建設發展是一個很重要的項目，這是一場硬仗。當場我也很爽快地答應了組織的安排。我心里明白，困難如此之多，選定我去主持完成該項艱巨的任務，這本身就是一種真誠的信任。更吸引我的是，對我這個一輩子都搞工程建設的人來講，在有生之年能有機會攤上去主持完成怎么大的一個工程項目，讓一種清潔、高效的燃料徹底改變杭城的能源結構，改變千百年來杭州百姓的日常生活質量。與此相比，我個人職位的得失算不了什么，不值一提。

原杭州管道煤氣公司經理馮駿：1991年11月，上級組織調我從杭州煉油廠廠長到杭州管道煤氣公司接替許家福擔任經理。在此之前經過全體建設者的不懈努力，實現了“烘爐、置換、供氣”三個一次成功，取得了輝煌的成果。我到公司的時候，是投產后的第3個月。這段時期正是公司轉軌變型的關鍵時期，由基建管理向生產管理轉軌，重點管理向全面管理變型。但是投產前的準備與投產后的管理是不一樣的，問題不比前期少，解決起來一樣困難。當時我48歲，此后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4年多時間。回憶起這段經歷，主要的感受是有一些成就感，因為我有幸與大家一起參與了杭城的煤氣事業建設與發展。

原杭州管道煤氣公司黨委書記、經理，原杭州燃氣有限公司監事長華梓高：1992年8月，我從部隊轉業到杭州管道煤氣公司，在管煤公司工作了10個年頭。現在回想起來一言難盡，許多往事終身難忘。當時的企業尤為困難，隊伍不穩，政策性虧損逐年增加，事故多發，用戶發展受阻，可以說是矛盾重重，舉步維艱。“怎樣擺脫困境，走出自我生存發展的路子”成為當時領導班子一大難題。但辦法總比困難多，我們不等不靠，自找出路。我記得公司先后采取了不少適應企業發展的新措施，形勢才慢慢好起來。這10年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敢于自斷后路，向政府立軍令狀，實施了減虧經營制及與企業發展需要相適應的企業文化建設，這兩件事成為了逆轉管煤形勢的兩大法寶。

杭州市勞動模范，原杭州管道煤氣公司副總經理、原杭州市燃氣（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李恒敬：我34歲調到杭州煤氣廠籌建處，參與了杭州煤制氣廠的籌建、投產、生產和停產的全過程。在燃氣行業工作了24個年頭，經歷了杭州燃氣事業由小到大，由弱變強的建設發展過程。從瓶裝液化氣供應為主，到管道煤氣與瓶裝液化氣并存，直至以天然氣供應為主格局形成，杭州的燃氣供應經歷的不僅僅是氣源結構上的變化，同時伴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而發展。我們作為杭城主營燃氣的企業，經歷了從計劃經濟逐步轉向市場化經營的深刻蛻變，通過市場化運作，將燃氣供應從政策性虧損經營變成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共贏的公用事業，從而更好地為政府排了憂、解了難，為提高杭州的品質生活作出了貢獻。